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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的失误还在于，他总是企图用空洞的儒家道德来约束文武百官。晚明时期，士大夫虽然满口仁义道德，人格操守却惊人低下，包括一些名闻遐迩的理学大师。即便是后人称道的东林党人，事实上也不全如我们曾经认为的那样光明磊落，相反，往往有人打着光明磊落的旗号行卑劣下流之事。
全社会对享乐的贪图，拜金主义的风行，官员的贪婪，军队的低能，政治的黑暗与经济的凋蔽，晚明社会呈现出一幅末世百丑图。大批中高级官员为了保证头上的乌纱帽，不惜拜宦官魏忠贤为干爹，将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丽堂皇，甚至称颂他为九千九百岁——这些事件都深深地说明了大明帝国的官员们到底有多么无耻和下作。
当崇祯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何必要客气呢？因此崇祯在位的后期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损刻薄来看待手下的臣子们，正如已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在崇祯执政的最后一两年里，他一直处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的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时对朝臣痛下毒手，一时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这种双重人格交替呈现的情况不但使得群臣摸不着头脑，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报复引起进一步的自责，自责刺伤了自尊心，又导致更刻毒的报复。恶性循环，他的心中永无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