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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通志》的编纂，不仅在实践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形式，而且对我国古代编辑出版理论体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第一，提出了“类例”并阐释了其作用。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指出：“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为类例之不分也”。“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多，患处多之无术耳”。他十分重视类例对于中国文化源流的分辨、学者的学习研究以及对保存古代文化典籍的重要意义。他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其先后本末具在。”“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郑樵关于“类例”概念的提出，是编修书目过程中的重要方法，扩充了我国古代编辑出版学理论。
第二，提出了收书的原则。《通志》以前，诸史之艺文志均是记一代藏书之盛，都是根据当时官方收藏的书目汇编而成，民间藏书以及亡佚之书没有机会步入史册。为了达到考辨学术源流的目的，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专门作《编次必记亡书论》《书有名亡实不亡论》《收书之多论》等九篇，提出了史志要遵守“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的收书原则。他认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已有的典藏书籍固然重要，也要重视亡佚的、失散的图书，这是历史更重要的部分。因此必须“通录图书之有无”。“记无”的作用有两点：首先有利于专门的学科书目完备，便于学者考辨源流；其次，便于后人根据书目所记而求得亡书。关于“记有”，郑樵认为，一代之书，如不及时著录，不仅专门之学不完备，而且现有之书也可能亡佚。他在《编次失书论》中指出：“书之易亡，亦由校雕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