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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梁启超书》《致吴君遂书》都写于“壬寅六月”，都讲到写作历史，都提到社会进化，又都与《社会学》写于同时。《致吴君遂书》还特别提到“廓氏、斯氏、葛氏之说”，说明章太炎写史是受了《社会学》的影响，而《社会学》的“进化衰微之原理”又贯穿在他写史的主旨中。也就是说，他在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中寻找了“学理”，从而对前史进行改造。
章太炎对旧史书的改造，又是为了“鼓舞民气，启导方来”，因此，在他所拟《中国通史目录》中，十记首录《革命记》，下有《光复记》。稍后修订的目录中，又增列《洪秀全考纪》。可知他写作历史，为了革命，为了光复，是为了给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理论根据。他想改造“旧史”，又从《社会学》中汲取养料。章太炎生活在充满激烈斗争的近代中国，通过维新、革命的社会实践，“寻求政术，历览各史”，又向西方寻找“学理”，坚定了进化、革命的信仰。所以，他译述《社会学》，不是为了翻译而翻译，而是为资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