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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我这里是概略地描述了一个极其漫长而又非常根本的历史。在笛卡儿之后，出现了一个知识主体，它向康德提出了道德主体和知识主体的关系问题。在启蒙时代，人们进行了许多讨论以求知道这两个主体相同与否。康德的解决是找到一个普遍的主体，这一主体就其为普遍而言，能够成为知识主体，然而，它又要求一种伦理的态度，这就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提出的同自我的关系。
问：您是否想说笛卡儿把科学理性从道德那里解放了出来，而康德却又把道德作为理性过程的应用形式重新引入了？
答：正是如此。康德说：“我必须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遍的主体，也即在我所有的行为当中都使自己服从普遍的法则，从而把自己构成为普遍的主体。”这样一来，古老的问题就重新出现了：“我怎么能够把自己构成为伦理的主体？怎么能认识到我是伦理的主体？我需要苦行吗？或者说这种康德式的同普遍的关系通过使我服从实践理性而使我成为道德的？”这样，康德在我们的传统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由于这条道路，自我不仅仅是给定的，而且是通过与主体自我的关系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