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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这个名字不止是地理上一块土地的名称，它代表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方式。在决定德国战败后应受何神待遇之前，必须对这种哲学及其影响认识清楚。
远在三百年前，正当勃兰登堡选侯用铁掌来建立第一支模范日耳曼军队时，普鲁士已有向外侵略的意向。那时普鲁士已经有一个武士阶级，靠着掠夺和遗产，占有了东方广大的土地，住在那边的是操波兰和斯拉夫土语的民族。这批被史家称为“二百大户”的人民，以自己的田产与特权获得保障为交换条件，应允保护他们的诸侯不受外族侵略。选侯威廉·腓特烈便这样地在他的地主群中造就了一批军官；而地主们又强迫农民服军役，把他们当做终身的武装奴隶；一年仅有四个月遣送回家耕田，生育新兵。教员和牧师不过是地主们的仆役。地方上的司法机关也在地主手里，所以当时的公共生活是完全被他们控制的。当王侯和地主运用这批军队去征伐外国时，总说是带些日耳曼文化到蛮子那里去。刀剑和鞭子是这种文化的赠品。普鲁士历代的王侯还用奴隶方法来扩充军队。外国庶民被绑架，购买，像牲口一样；有时被转租出去，替外国战争当佣兵，这种方法在文明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反之，美国与法国却早接受了人权。在华盛顿当总统的任内，普鲁士不订宪法而制成了一份军费预算。内阁的全体阁员一律称为“战争部长”，所有的税吏称为“战争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