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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2月，我们来到卡尔加里进行冬奥会的播报。如事先的协商，制片总监由鲁尼担任，而我则是高级节目总监。这就意味着，在冬奥会漫长的筹备过程中，所有赛事转播时间的复杂安排、与奥运组委会和全球各地政府的沟通和协商，还有赛前播报内容的规划的协助工作，都要由我负责。比赛开始的几天前，鲁尼来到卡尔加里，把我叫到了他的套房里。“来吧，”他说，“跟我说说情况吧!”
距离上次我们共事已过了两年，但我瞬间感觉到一切都没有变——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我们计划好在开幕式的前夜播放一段三小时长的冬奥会预告，几周以来，我一直在努力让鲁尼把注意力放在这件事上。在节目预定播出的前夜，他终于在到达卡尔加里之后把预告片看了一遍。“整个片子都不对，”他说，“既没有激情，也没有冲突。”一队人马彻夜奋战，把他提出的改变悉数落实，也赶上了播出的时间。毋庸置疑，鲁尼是对的，他在讲故事上的直觉仍一如既往地灵敏。但以这样的方式起步，不仅给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又一次让我们看到，如此多不必要的压力和低效，都是因为某个人不愿给出及时的反馈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