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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思考是否各群体增加的收益存在着不等，以及若存在不等，应当取哪种方式。如果才智较高者的群体包括那些致力于完成某些对别人有巨大经济利益的事情的人，这些事情如新的发明、有关生产或制造的新观念和新工艺、经济工作方面的娴熟技艺等[16]，那么，就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即才智较低者将从普遍合作体系中得到比才智较高者更大的利益。从这一结论将引出什么推论呢？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说才智较高者应当得到甚至比他们在权利体系的普遍社会合作中所得利益更大的利益[17]，而是说从这一结论中确实会引出一种对下列情况的深深怀疑——以公平的名义给自愿的社会合作（及从它产生的持有系列）施加某些限制条件，以使那些已经从这一普遍合作中得益最多的人甚至还要更得益！
罗尔斯要我们想象才智较低者会这样说：“喏，才智较高者，你们会从与我们的合作中得益，如果你们想要我们的合作，就必须接受合理的条件。我们建议的条件是：只要我们能尽可能地得的多，我们就将同你们合作。也就是说，我们合作的条件应带给我们这样一种最大份额——如果试图再多给我们，结果我们反会得到较少。”这一建议的条件到底有多慷慨，我们也许从想象才智较高者做出几乎对称的反建议中可以看出：“喏，才智较低者，你们也会从与我们的合作中得益。如果你们想要我们的合作，就必须接受合理的条件。我们建议的条件是：只要我们尽可能地得的多，我们将同你们合作，也就是说，我们的合作条件应给我们这样一种最大份额——如果试图再多给我们，结果我们反会得到较少。”如果这一条件看来是专横的（它确实是如此），为什么那些天赋较低者提出的条件就不是专横的呢？假设某人有勇气直言不讳地陈述第一个建议，为什么才智较高者就不应把第二个建议放在考虑之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