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剧这个平凡的男子国语版

这里须再次指出，这只适合于非常简单的人类社会，即原始的或初级的社会。但正如我们将在后面指出的，文明人之不同于原始人，首先就在于大量的知识和习惯，这些知识和习惯是文明人由于其意识的最初觉醒而从社会环境（这些知识和习惯就保存在其中）中吸取的。自然的东西被获得的东西大量覆盖，但千百年来自然的东西却差不多能够无改变地延续下来；习惯和知识绝不会使有机组织充盈到被传统改变的程度，就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的确，假如自然的东西为我们在千百年文明进程中积累起来的获得习惯所泯灭，那我们在对义务的分析中就可以对之忽略不计。但在最文明的社会中，这种自然的东西却完美无损，非常活跃。对于这种自然的东西，我们所要说明的，不是这一或那一社会义务，而是要解释我们所谓的整体义务。我们的文明社会，无论多么不同于我们最初因自然而命定属于的那种社会，的确显示出与那种社会的基本相似。
因为这些文明社会也是封闭社会。与那些我们受本能驱使而附属的小团体相比，这些文明社会或许是很大的，倘若文明的全部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将从它们保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消失殆尽，那么，同样的本能很可能会在今天重新恢复这样的小团体；这些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依然是在任何时候把某一数量的个体吸纳进来，把另一些个体排除在外。我们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呢？代表全人类的开放社会吗？我们尚未解决这事，就像当人们说到一个人对其同伴的责任时并未做到履行责任一样；人们保持审慎的含糊，也尽量不作任何肯定，但却愿意相信这一点，即“人的社会”已是一个完成了的事实。我们相信这一点是不错的，因为如果我们对于人类负有无可争议的责任（尽管这些责任具有完全不同的起源，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那样），那么，倘若我们在这些责任与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同伴的责任之间作一判然的区分，则我们就有取消这些责任的危险。只要涉及的是行为，这是非常正确的。但不强调这一区分的道德哲学则错失了真理，这种哲学所作的分析将因此不可避免地歪曲事实。事实上，当我们作出这样的规定，即尊重他人生命和财产的责任是社会生活的根本要求的时候，我们只需想一下战争时期所发生的事情。谋杀、掠夺、叛变、欺诈与说谎不仅成为合法的行为，而且在实际上成为值得赞许的事情。处于战争中的民族可以像莎剧《麦克白斯》中的女巫那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