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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句名言云： “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就是君主的安危还受到人民力量制约的思想流露。
从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出发，必然要引申出农本论的经济思想。“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人离不开衣食， “营衣食”就是要搞农业。诚然，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重视农业的思想应是封建社会普遍的历史现象。
然而，隋末统治者却践踏了农本思想，而唐太宗则维护了农本思想。他清醒地知道，要想在政治上“大治”,就必须在经济上不夺农时；如果不留意农业这个根本问题，新王朝的统治就会有得而复失的危险。所以，他“唯思稼穑之艰，不以珠玑为宝。”重视农业是唐太宗施政的一条基本原则。
唐太宗的农本论并非抽象的概念，它的表现形式就是静为农本的观点。具体地说，一方面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另一方面统治者征役要不违农时。两者比较而言，与民休息是静为农本的核心内容，而不夺农时则是休养生息的必要条件。
贞观二年，唐太宗在慰劳刺史陈君宾时说： “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晓夜孜孜，唯以安养为虑。”贞观三年四月，在《赐孝义高年粟帛诏》中说： “自登九五，不许横役一人，唯冀遐迩休息，得相存养。”贞观八年，又指出： “朕有天下以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诸如此类，尽管有溢美之词，仍然可以窥见唐太宗是注意贯彻静为农本思想的。在社会经济萧条的境况下，要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唯以安养为虑”,与民休息，不违农时，舍此别无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