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片里的干女儿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3]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4]
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5]
故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6]
这几段话，分别讲到了《春秋》所记史事的详细程度（与《尚书》相比较），它的内容和思想，它在史事上的处理、表述上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显然，这是从史学的发展上来评论《春秋》的。司马迁对《春秋》的评论，还突出地反映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详细地记下了跟上大夫壶遂的辩难，阐述了对《春秋》的全面的认识，指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他还特别强调了“有国者”“为人臣者”“为人君父”者，“为人臣子”者，“不通于《春秋》之义”的害处。他表面上不同意壶遂把他撰述的《史记》同《春秋》相提并论，但事实上《春秋》正是他心目中的楷模，是他撰述上追求的目标。此外，司马迁对先秦其他史籍，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史记》中一些篇的首序和后论，包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方面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