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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举国上下掀起了反侵略、反投降的斗争。当时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举行集会，公推康有为起草上皇帝万言书，签名的举人有1.3万多人，5月到都察院呈递。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上书中痛呈：割让辽东和台湾是列强瓜分中国的信号，亡国大祸即将临头，因此，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是当前的正确对策，而变法以立国自强最为急务。公车上书是一次爱国知识分子的请愿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标志着知识分子改良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开始。
梁启超晚年对革命恨之入骨之谜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光绪十一年（1885）入广州学海堂读书，萌发了“弃帖括之志”。光绪十五年（1889），梁启超参加乡试中举，但面对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的局势，他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同年秋，他与康有为结识，后协助康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与康有为发动了“公车上书”，揭开维新运动序幕。主编《时务报》时期，他著文宣扬变法，反对封建制度。“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一度与革命派接近，但后来转而保皇，仇视和抵制民主革命，并与同盟会展开激烈论战。回国后成为袁世凯的顾问，仍旧顽固地反对革命。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但其政治主张却因时而异，甚至前后矛盾，而其晚年尤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极端仇视民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