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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坚信济隆上述种种悖行，并非达赖之意，便于康熙三十年(1691)九月致书达赖：“前得知喀尔喀、厄鲁特交恶相攻，屡遣使于你喇嘛，以促其和好。你喇嘛从来奉命不违，敬顺而行，亦屡遣喇嘛说和，如果奉差喇嘛诸人，能仰体我俩好生之意，尽心行事，则喀尔喀、厄鲁特和好，战争早该停止了。但你的近侍与济隆胡土克图等皆有私意，不体会我与你的心意。济隆胡土克图身在噶尔丹营中，并不说和，又不劝阻，而是处处支持和怂恿。这些事未必济隆一人所为，也有你近侍之人通同贪利，而欺蔽你，徇庇噶尔丹。”
这里所述达赖的“近持”实指第巴桑结嘉措。第巴唯恐真相败露，急忙以达赖名义为济隆开脱，祈求“宽宥”。康熙皇帝不允所请，坚持处罚，认为惩恶劝善是国家一定之大法，故回信指出：“如或不然，则善人何以为劝，恶人何以为惩?”
第巴桑结嘉措为了巩固自己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冬，以达赖名义遣使进贡，并为自己请封。康熙皇帝虽然怀疑偏袒噶尔丹的事是第巴所为，但念及达赖喇嘛自受封以来，恭顺职贡有年，今以其身已老，乞封第巴，不便拒绝，遂于次年四月封第巴为土伯特王，授予金印，印文是“掌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布忒达阿白迪之印”,即封第巴掌管黄教法王名号。这之后，第巴继续徇庇噶尔丹，遣使奏请勿革噶尔丹汗号，并公然要求清廷撤走青海等处戍兵。对此康熙皇帝严词驳斥，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为了噶尔丹，而非为国家着想。明确宣布：“我之守戍，为保吾土。今噶尔丹仍索喀尔喀不已，则朝廷不仅不当罢戍，且当备师。如噶尔丹来，即行剿灭。”这时，康熙皇帝意识到达赖可能已不在世，曾遣使前往召班禅胡土克图进京，以便达赖不在时，由其主持达赖喇嘛教。但因第巴阻挠，班禅未能赴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