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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很难办到的事情外，学校还深入政治生活。例如，在缺水季节，当地一个村子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地学校已为村民打了一口新井，但水还是不够用，因此早去的能打到水，后到的就打不到水。这样在村里就发生了争端，有时村民甚至在井边斗殴。陶行知便召集了六七十个村民开会来解决这个问题，议题叫作“关于吃水问题的教学做”。会议由一位十几岁的小学生来主持，陶行知说：“我和许多师范生，就组织了一个诸葛亮团，插在群众当中，保护这位阿斗皇帝。”陶行知说：“农民从开会中学到开会。”吃水问题通过全体投票赞成的一系列方案得到了解决。[51]这只是晓庄学校在乡村生活所有层面中社会实践的一个例子。
除了自卫团外，学校活动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无孔不入。在那里他们不可能在较高的层面上和官方利益相冲突。基层改革在中国乡村传统权力结构中容易成功。在那里，政府的权力没能延伸到最低层，而只是把地方上的问题留给家庭和当地的领袖来处理。[52]
作为乡村重建核心的陶行知的“教师”概念有一股强烈的优越感。但是，陶行知的优越感是很特殊的一种。他很了解自己所工作那个社会阶层的特征，更接近于社会环境，知道唯有“农民化”的知识分子才有希望成为乡村改造的有力代理人。[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