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主张,作《孔子传》,在正文以外,应作《附录》或《考异》,《考异》还不很对,以《附录》为最合宜。我们把上面这类神话搜集起来,分部研究,辨别他从何产生,说明他不是孔子真相;剩下那真的部分放进传里,那就可贵了。
神话撇开了,还有孔子学说的真相要想求得全真,好好的叙述出来,也实在困难。工作的时候,应分二种步骤:
一)拣取可入传文的资料;
二)整齐那些资料,分出条理来。
关于第一项,头一步,就是《六经》(即《六艺》)和孔子有无关系,要不要入传。自汉以来,都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作《春秋》,内中赞《易》及作《春秋》尤为要紧。因为这二种带的哲学尤重。《诗》和《书》我不相信孔子删过,纵有关系也不大。《仪礼》决不是周公制定的,许有一部分是通行的,经孔子的审定,另一部分是孔子著作。《乐》,没有书了,也许当时是谱,和孔子却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乐是孔子正定的可知。《史记》,“《诗》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从前的《诗》,一部分能歌,一部分不能,到孔子“皆弦而歌之”,就是造了乐谱,援诗入乐。《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那么孔子不哭这天一定要歌了;“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别人唱的好,他老先生还要他再来一次,还要和唱,可见兴趣之浓了。从这类地方看来,大概孔子和《乐》确有关系。《易》,关系尤深,其中讲哲理的地方很多。卦辞、爻辞发生在孔子以前,不必讲;《说卦》、《杂卦》、《序卦》后人考定不是孔子作的;《彖象》,大家都说是孔子作的,无人否认;剩下的《系辞》、《文言》,或全是孔子或一部分是孔子作。假使《易》内这二种全是孔子所作,那么大的范围,应占《孔子传》料的第一部,《论语》倒要退居第二部;但是我个人看来,这样很不妥当。《系辞》、《文言》说话太不直率,辗转敷陈,连篇累牍,不如《论语》的质朴,最早当在孔子、孟子之间,大概是孔门后学所述。我们要作《孔子传》,不能不下断语。《系辞》、《文言》,里面很多“子曰。”假如有“子曰”的是孔子说的,没有“子曰”的又是谁作的呢?假如有“子曰”的也不是孔子说的,那又是何人作的呢?我个人主张,那都是孔门后所述。剩下的《春秋》,司马迁、董仲舒都很注意,以为孔子有微言大义在裹面。孔子讲内圣外王之道,《易》讲内圣,《春秋》讲外王,他自己也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春秋的义到底是甚么东西?后来解义的《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春秋繁露》到底那书可信?或都可信?可信的程度有多少?很是问题。宋王安石却一味抹杀,说《春秋》是断烂朝报,和今日的《政府公报》一样,没甚么意义,这且不管,《左氏传》晚出,最少,解《春秋》这部分是后来添上去的。《公羊传》、《谷梁传》大同小异,经师说是全由孔子口授下来的,为什么又有大同小异呢?所以这些微言大义是否真是孔子传出。还是董仲舒何休等造谣,都是问题。纵使不是他们造谣,而他们自己也说是口口相传,到西汉中叶才写出文字的,那么有没有错误呢,有没有加添呢,我们相信他到什么程度呢?关于这些问题(作《孔子传》选取《六经》的问题),各人观察不同,所取的问题,必各不同。一种人相信《系辞》、《文言》、《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和孔子没有关系,只有《论语》的大部分可信,其余一概抹杀,这是崔东壁的态度,未免太窄了些。还有一种人不管“牛溲马渤,败鼓之皮”,凡是相传是和孔子有关的书都相信,这自然太滥了,不应该。若是我作《孔子传》,认《易》的《彖象》是孔子作的,《系辞》、《文言》是孔门后学作的;认《春秋》的《公羊传》有一部分是孔家所有,一部分是后儒所加;如何辨别,也无标准,只好凭忠实的主观武断;认《诗书》是孔子教人的课本;认《礼》、《乐》同孔子有密切的关系: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既已确定,就可分别择取入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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