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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推动了国语运动的发生，也为其推行提供了便利。语言在时间中存在，转瞬即逝。现代留声技术的发明则大大改变了这种局面，通过留声唱片，声音可以高度保真地反复播放。这种技术被迅速运用于国语教学。[73]1920年秋，教育部聘请王璞灌录了一张国音唱片。[74]不久，赵元任也制作了一张自己的国语留声机片。[75]无线电和电影对于国语传播贡献更大。王力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就说道：“现代有三样东西最能帮助我们学习国语”——白话剧、有声电影和无线电。[76]在台湾推行国语的过程中，人们也有效利用了“广播电台、有声影片，及留声机等工具”[77]。20世纪最后20年，由于电视的普及，普通话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广开来。
国语运动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建制性的教授方式上。陈独秀在清末介绍国语教育时，就特别提到“学堂”的重要性（参看第三章）。在现代传媒技术（无线电和电视）普及之前，国语主要就是依靠学校推广的。周有光曾云，方言主要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母亲语”，共同语则主要是从教师那里学来的“教师语”[78]，可谓片言居要。更重要的是，现代教育体制又是民族国家运动的一部分。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指出：“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文学和文化遗产在新的国立学校教育系统里被机构化、体制化，从而成为民族国家稳固的基础之一。”[79]他说的是中国，可是这一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霍布斯鲍姆已经观察到，教育和行政力量合力推动了欧洲各国“大众的民族化”。[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