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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伦·麦克莱举例说明了传媒社会学对内容分析法的应用。我们要想证明传媒报道的范围是选择性的（传媒是一个歪曲的镜头，会放大世界上一些事件的某个部分，对其他部分则进行缩小，或置之不理、忽略不计），而不是非选择性的、清晰的窗口，怎么办？采取什么研究方法？社会学家的答案是：“用对某一事件或问题的外在记录与对同一事件或问题的媒体报道进行比较。选择外在记录可以更加客观公正，形成一个独立的标准衡量传媒准确性。如果传媒报道与此始终存在系统性区别，我们就有了传媒选择性的证据。”[47]运用得最多的是将事件或问题的官方记录与传媒报道进行比较。塞伦·麦克莱举了犯罪率和环境风险的例子作说明。从犯罪率的方面看，传媒报道倾向于持续关注攻击性犯罪和人际暴力犯罪，但根据官方统计和受害人调查，绑架、抢劫等财产犯罪则是工业国家中较普遍的犯罪方式，而攻击性犯罪和人际暴力犯罪影响范围是很小的。“第二个例子是对环境风险的传媒报道。越来越多的社会分析学家认为，我们生活在不断受到环境灾难威胁的社会里，诸如核威胁，引起的破坏范围和程度是毁灭性的。然而，这些风险怎么都离我们每天的经历和感受很遥远？”[48]因为传媒报道对环境风险的报道与事实不一致——传媒没有关注引起最大风险程度的灾难，而是关注其认为会引起争议的事件和现象，例如疯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