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相爱电影大全

曾国藩再次出山之后，仍是以“剿贼”为己任，对太平军自然是抱不共戴天的敌对态度，恨不能一个早上灭它个根株净尽，决没有丝毫柔让的意思。但是在处理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与前几乎判若两人。
比如与左宗棠的关系，本来“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的他，在此次出山路过省城长沙时，特意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请左宗棠为他书写篆联，这一举动实际上是隐示自己“守雌”让步的态度，两人之间由此迅速改善了关系。如果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改善难免有一种“湘人同党”间顾全大局的宽容因素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在与非湘人同党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策略改变。欧阳兆熊把曾国藩的此番变化看作是他终能成就“巨功”的重要条件，不是没有道理的。曾国藩自己也对官场交际之策的这番调整非常看重，颇有得意之感。在当年十二月的一封家书中，他就这样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此后多年，他也时常以此作为经验来告诫家人。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他在给当时己任湖北巡抚的国荃弟写信时，就言词谆谆地说了这么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