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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意识，得力于他在史学上的修养。他自称：“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36]这说明他在史学批评上有多年的积累。他的史学批评意识，还受启示于当时修史工作的实践，这也是他撰写《史通》的直接动因。他深沉地写道：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唯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纪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这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所谓“旧议”，即他多年积累的对于以往历史撰述的一些“得之襟腑”的独到见解。他试图按照这些见解，撰写包含纪、传、志的唐史。但他的这个希望屡屡受挫。刘知幾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史家，他的志向是“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以降”，以至唐初史家所撰诸正史，“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当时史馆，对于他实现这样的目标，是不可超越的阻力，他终于发出了“吾道不行”、“美志不遂”的感叹！这就更加促使他决心把批评的意识变成批评的行动。他上书监修国史萧至忠等，备言国史之修面临着“五不可”：史官泛滥，簿籍难见，权门干预，十羊九牧，坐变炎凉，以致“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37]。可见此时的史馆跟太宗、高宗时相比，实有天壤之别。刘知幾感叹之余，愤然辞去史职，写出了千古名作《史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