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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嶟、许球、袁玉麟三人的奏章，从祖制、政体、法制、农本、财政、国防等方面入手，对许乃济等所主张的鸦片贸易合法化、放任民人自由吸食和准许内地种植罂粟的弛禁主张，进行了全面的驳斥。特别是袁玉麟的上奏，更形系统，他先从祖制谕旨、政令画一、国家财政三方面明辨弛禁之非，再从财政、农本、民生、国防、夷祸、后患等六个方面的利害关系，论证弛禁主张的不可取。可以说，他们的批评，对遏制弛禁主张的流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对许乃济的奏折不置可否的态度不同，道光帝在看罢朱嶟、许球二人的奏疏后，未等邓廷桢等两广督抚复议许乃济弛禁主张的奏折到京，即于八月初九日再对邓廷桢等发出谕旨，要求他们将朱、许二人奏折内所述之情形，“如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丁”等严密查拿，“悉心妥议，力塞弊源”，表现出了坚持严禁政策的决心。朝中大臣的群起反击和道光帝坚持严禁态度的明朗，给弛禁鸦片的主张迎头一击，一股刚刚兴起的弛禁论调很快即敛形遁迹。一开始明确表示赞同许乃济弛禁主张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奉到道光帝谕旨后，态度也开始明显变化。12月27日，邓廷桢上奏称：“朱嶟所陈议论，极为正大。其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数语，尤具深心……许球之论，则有病有药，颇见留心，然治内之法，似可施行；治外之法，尚须斟酌。”他并表示：“果能循旧辙而立收功效，又孰肯冒不韪而亟议更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