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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17] 王充：《论衡·正说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27页。
[18] 王充：《论衡·案书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8页。
附论 中国史学发展概说
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
一、历史意识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已有了原始的历史意识，这从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中得以反映出来，其中包含着先民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在文字出现以后，先民的这种原始历史意识逐渐发展为自觉的历史意识，这从卜辞、金文、官文书和史官记事中得以反映出来，其中包含着对时事的记载和对历史的追述。《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意谓我们不能不以夏为鉴戒，也不能不以殷为鉴戒。又说：“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这意谓君臣上下，常把忧虑放在心里，这样才差不多可以说：我们接受上天的大命，才能够像夏那样经历久远的年代，才不至于经历像殷那样的年代。我们希望成王以小民的安乐使上天高兴，以便从上天那里接受永久的大命。[1]《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2]这种历史鉴戒思想所反映出来的，正是一种很强烈的自觉历史意识。周人关于先祖和王朝的颂诗，见《诗经·大雅》中的许多篇章，也都反映出这种自觉的历史意识。卜辞和金文所记大多关于时事，它们作为文字记载由简而繁的确证，其中包含了后来作为历史记载的几个主要因素，即时间、地点、人物、活动或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卜辞中有关祭祀祖先的记载，涉及殷王朝的世系，则已包含了追寻历史的意识。金文中“子子孙孙永宝用”的观念，反映出希望现实不被未来遗忘的历史意识。《大盂鼎》铭文关于殷人因酗酒而“丧师”的记载，同上引《尚书》《诗经》中的话属于同一种含义，也是自觉的历史意识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