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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材要在自觉的教育教学理念的支撑下书写，当前建立以学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教材观恐怕是合乎时宜的。
以学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教材有其特定的书写要求。比如，书写者的言说方式要从“面向专家”转向“面向学生”，前者往往使用专业术语，深入阐释一己之学问；后者则偏于“普及”基本的文学理论知识，让初学者能有序、有效地研习文学理论知识。现如今，我们的教材大多没有自觉地“面向学生”书写。我们不妨看看孙鹏程的相关分析：“不少研究者、教材写作者是很好的学者，但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写作者，其主要原因在于：部分学者、教材写作者，还不是很习惯面向学生的学术言说，甚至，他们很少认真仔细考虑过这些问题。确实，一旦学者在学术界取得话语言说的位置，他们就很难改掉甚至不愿改掉这种言说方式。应该说，这样的专家型言说方式，在目前科研主导高校、驱动高校资源流动的体制下，并不会威胁到一个教师的立身之本，有时甚至是一种相当省力的方式，但我们却不得不警惕这种教材写作方式对学生教育是不利的。”[56]虽然孙鹏程谈论的是文学史的书写问题，但无疑也是文学理论教材书写的“真问题”。当今文学理论教材基本上不考虑学生的“学”，学生普遍感到文学理论学习很困难。这固然与文学理论课程本身的难度有关，但恐怕也与我们在书写文学理论教材时不怎么顾及学生而自说自话不无关系。说得严重一点，我们的确缺乏针对文学理论的“课程与教学论”思想。对此，我们非常认同某些学人所言，即我们的文学理论“应该关注学生的需要，服务于文学读者的需要”[57]。